特朗普的制造业复兴赌局：关税能否重塑美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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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35%左右的私营部门工作岗位在制造业。如今，美国有1,28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相当于私营部门工作岗位的9.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他的全面关税制度旨在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经济学家们对关税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持怀疑态度，并担心关税造成的损害将超过任何好处。

要理解制造业是否能在美国复兴，首先需要了解美国是如何失去其世界制造业强国地位的。

美国制造业的崛起

美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巨头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

在20世纪初，美国率先采用了可互换零部件和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方法。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苏珊·赫尔珀(Susan Helper)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的制造业产能大幅增加，同时也重创了竞争对手。

在二战后的年代里，更多美国人加入了中产阶级，推动了他们对汽车和为新购住房配置的家电等耐用品的支出激增。美国自身当时就是其制造产品的最大买家。

这些商品中有许多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例如洗碗机、电视机和喷气式飞机，往往得益于二战期间涌现的大量创新成果。在美国而非其他国家生产这些产品有其合理性，因为要保持领先优势，研发团队需要与生产一线紧密合作。

同样有帮助的是，得益于20世纪初开始的高中教育运动，美国拥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队伍。

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

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因为美国人变得更加富裕了，并将更多支出用于了服务，例如旅行、餐饮和医疗保健。

“你变得更富有了，你只能买这么多汽车，然后你开始购买服务，”赫尔珀解释道。

就业随着支出而转移，更多的人开始为酒店、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医院等服务行业的雇主工作。虽然经历了衰退和复苏的起伏，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在服务业工作岗位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基本进入了平台期。

在这背后，美国人购买的服装等许多非耐用品的生产地也发生了转移。大量生产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南方各州。

大约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的欠发达地区开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加大非耐用品的生产。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这些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食物搅拌机等轻型耐用品上。

中国冲击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的非耐用品制造商越来越难以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竞争。这种情况在90年代加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Nafta)降低了对墨西哥商品的关税。

W.E. Upjohn就业研究所(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经济学家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指出，当时在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自己的钢铁产业并导致全球产能严重过剩之后，美国的钢铁行业也出现了岗位流失。

但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发生的情况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些变化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向外国投资开放，并得以进入全球市场。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说：“突然之间，我们在一个低工资国家拥有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美国以前也曾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竞争，但从未遇到过一个能在人口规模让美国相形见绌的国家。而且，中国崛起的势头比日本等国要快得多。1999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仅约为美国出口额的十分之一，甚至低于瑞典。到2008年，中国便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家具和小家电等低技术含量商品的制造商尤其受到了冲击。汉森与戴维·奥特(David Autor)和戴维·多恩(David Dorn)共同记录了廉价中国商品的涌入是如何冲击了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业社区，损害了工人的利益。他们将之称为“中国冲击”(China Shock)，这个名称由此沿用下来。

现状如何

随着中国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美国在提供服务方面变得越来越擅长。

其中的许多服务无法在全球范围内交易：身在伦敦的人不太可能轻易跑去圣迭戈看牙医。但有些服务，比如软件和其他知识产权项目则可以。例如，在2023年，美国出口了价值240亿美元的广告服务。

美国目前出口的服务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任何国家。此外，由于一些公司为了避税，将在美国开发的知识产权（如专利和商标）的权利转移到了海外，美国的服务出口额实际上被低估了。（爱尔兰是这些权利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该国被计为全球第四大服务出口国。）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汉森和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发现，1980年，在美国（经教育等因素调整后）的高工资就业岗位中，制造业占了39%。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降至20%。同期，金融、专业服务和法律行业的高薪职位占比从8%跃升至26%。

制造业能否回归？

经济学家整体上在数百年来一直反对广泛使用关税，这一点看起来不会改变。在他们看来，消费者和企业支付的更高价格最终将挤占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包括在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和服务。由此带来的损失将远超国内产量增加和政府收入增加带来的任何好处，因此，虽然一些制造商可能会受益，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会变得更糟。

汉森指出，即使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30%，制造业在私营部门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也只能达到12%左右，远低于曾经的水平。

Upjohn的豪斯曼指出，制造业岗位能以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方式创造其他就业机会。她属于那些越来越认为美国应进行投资、以在国内更多生产某些产品（即使这样做有成本）的经济学家队伍里的一员，但应采取比广泛加征关税更具针对性的方式。

她说，增加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国内产量就是一个例子，这不仅是为了可能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也是出于经济和军事安全的考虑。而这种论点对许多低成本商品并不适用。

“我们想再次开始自己生产自己穿的T恤吗？”豪斯曼说，“这事能有什么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