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三个真实的小故事:
(1)
1983年,纽约长岛的南安普顿镇,教堂内,一场婚礼正在举行。
面向披着婚纱的新娘,牧师开始程序化地向男方提问,“你是否愿意把你的所有和妻子共同分享?”
沉默,沉默,一阵难堪的沉默……
牧师愣了,新娘也脸色大变,所有现场的人开始嘀咕。
这时候,一个律师冲上前去,对着男人低语:“没事,这样的承诺没有法律效力!”
男人明白过来,点点头,于是婚礼得以正常进行。
(2)
同样在纽约长岛的南安普顿镇,一名男子到邻居家倾诉自己的不幸,邻居耐心倾听。
原来,这名男子的儿子投资失败,背上了巨额债务,男子于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儿子,没想到儿子再度拿去投资,结果又一次惨败,债上加债,巨额的债务不仅让儿子无路可走,而且这名男子自己也已经无路可走……
看着这名男子颓废的状态和恍惚的举止,这名邻居明显感觉到他精神出了问题,有可能选择不归路,但他只是耐心安慰,却并不提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尽管他本人十分有钱。
这名男子回到家中,第二天自杀身亡。
后来,这名邻居和一个朋友聊天,提到了自杀的男子,这位朋友马上跳了起来:“你这么有钱,明明预感到了他要自杀,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你太残忍了!”
这名邻居却正色答道:“这不是救与不救的问题,一个人做错了事,是应该自己去承担责任,这是他自己的命,他愿意自杀,由他自己掌握,别人帮不了他!”
(3)
1988年,一个西方金融大鳄来到北京,中央领导人与其见面,领导人说自己已经见过好几个美国经济学家,他们都建议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应该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最好不要行政干涉,任其自由发展,有一只“无形的手”自然会调节市场。
国务院领导人问这位金融大鳄,你说说你有什么看法?
金融大鳄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只无形的手!是所有人的偏见在引导市场,市场出了问题的时候,政府的干预不仅重要,而且必须!”
故事(1)里,那个在婚礼现场不肯与妻子分享所有的“渣男”,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美籍犹太人,本姓捷尔吉(Gyoumlrgy),名字叫做施瓦茨(Schwartz)。
故事(2)里,那个预感到邻居会自杀却又见死不救的有钱而“残忍”的渣男,同样也是捷尔吉-施瓦茨;
故事(3)里,那个对中国政府诚心诚意提出他的经济理论的金融大鳄,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叫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其实,三个故事的猪脚是同一个人——乔治-索罗斯。
(一)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一无所有
1930年,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本名叫捷尔吉-施瓦茨,因为纳粹的排犹问题,索罗斯的童年及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
从二战前到二战中,匈牙利政府一直都是德国纳粹的忠实跟班,反犹太主义十分严重,先后有近5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屠杀。只是靠着父亲的精明和坚强,再加上好心人的帮助,索罗斯一家才躲过了纳粹屠杀,幸运地生存到了欧洲解放。
成年之后的索罗斯说,“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位父亲,如果按正常法则行事,当年必死无疑。许多犹太人没有采取回避的行动,但我家采取了。我在战争里学到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如果不去冒险,什么都可能失去,甚至生命。”
十几年的时间里,长期面临死亡威胁,这对索罗斯的人生信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生存技巧,其中两条经验对他后来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
第一,不要害怕冒险;
第二,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17岁的时候,索罗斯随家人移民英国,在这个历史以来的金融之都,他认识到了金钱的力量:“钱并非万能,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因为家境贫穷,索罗斯不得不一直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由此他发下重誓: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一无所有!”
1949年,索罗斯考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hn Mead,但索罗斯却直言不讳地说他没有从那里学到什么东西。
索罗斯喜欢的,是自由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他与卡尔-波普交流很多,卡尔鼓励索罗斯严肃地思考世界的运作方式,并且尽可能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1952年索罗斯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学士学位,但索罗斯并没有从事什么哲学研究,而是进入金融业,从事商品和股票的套利活动。
然而,索罗斯很快发现,在讲究门第等级的英国社会,他这个纯纯的屌丝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鉴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金融业红红火火,于是索罗斯1956年移居美国,到纽约做了一名股票交易员。
到美国后不久,索罗斯遇到了德裔姑娘安娜莉,二人于1961年结婚,并在狭小的套间里迎来了3个儿子的出生。
1963年,由于懂得法语、德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索罗斯开始被经营外国证券交易的Arnhold & S. Bleichroeder公司雇为分析员,从事国外证券分析,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1969年,索罗斯为所在的公司成立双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并担任基金经理,正是在管理基金的过程中,索罗斯形成了自己的金融投资理念和思路。
1973年,43岁的索罗斯决定开始创业。他离开老东家,与自己的助手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共同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刚开始公司只有3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还有一人是秘书。
由于索罗斯和罗杰斯超群的投资才能和默契配合,索罗斯基金的净值飞速增长。到1980年12月31日,7年时间,索罗斯基金增长3365%,成了华尔街同行们羡慕嫉妒恨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在1973年你把1万美元投入索罗斯基金,到1980年就变成33万了——要知道,同时期的标普尔指数仅增长47%。
1979年,索罗斯决定将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Quanta Fund),源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律,同时,索罗斯还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und)。
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索罗斯的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1980年索罗斯基金增长102.6%,这是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成绩最好的一年。此时,基金已增加到3.81亿美元,索罗斯个人已经跻身到亿万富翁行列。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杰斯在此时却决定离开,这对合作达10年之久的华尔街最佳搭档就此分手,从此分道扬镳。
此后罗杰斯一边环球旅行一边投资,两次环游世界,直到今天,每隔一两个月,都能在财经媒体上看到他大谈一通对经济和投资的看法,他还让自己的女儿学习汉语。
对索罗斯来说,不仅仅财富与友情不能兼得,似乎财富与爱情也不能兼得。
1980年,尽管此时的索罗斯全家已经搬进高级公寓,但索罗斯却是个工作狂人,声称名下基金是自己的“情人”,而且喜欢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索罗斯的妻子安娜莉却喜欢清静,重视家庭隐私,再加上索罗斯对孩子关心不足、态度粗暴,妻子安娜莉在一次次容忍之后耐心耗尽,终于在1980年与索罗斯正式离婚。
离婚3年之后的1983年,索罗斯与小他25岁的网球球友、艺术学博士苏珊结婚,也正是在与苏珊婚礼的进行中,发生了开头所讲的第一个故事。
婚后的索罗斯一直搞不定自己的妈妈和老婆苏珊之间的关系。索罗斯曾感叹:“我常常感到困惑,我在他们之间沟通协调,但又看到她们彼此伤害对方,既痛心又无奈……我受我妈妈的影响,从来就不喜欢豪华奢侈的生活,但我现在必须迎合苏珊,我把和苏珊过新生活作为一种挑战。”
说到底,贫寒之家生长而又特别看重金钱的富一代,遇到了喜欢奢华和艺术的富家女,小故事(1)中的场景出现并非毫无理由。
婚后,苏珊生了两个儿子,索罗斯似乎也汲取上一任婚姻的教训,试图做个好丈夫,并赞助苏珊创立装饰艺术学校,两人还共同成立了19个基金会,奔赴世界各地做慈善。苏珊一开始还能够做到夫唱妇随,但索罗斯的公众活动实在太多了,这让苏珊忍无可忍。
到了2004年,两人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苏珊提出离婚。
(二)既然逻辑无懈可击,为什么不全力以赴?
1987年,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索罗斯选择的是做多美股、做空日股,结果损失惨重,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量子基金就巨亏8.4亿美元——索罗斯决定认错,调整方向撤出战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富有只是因为我知道我什么时候错了。我基本上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幸存’下来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就是这样:错了并不丢脸,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才丢脸。”
1988年,索罗斯聘请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处理日常交易,索罗斯专注于打理自己的慈善工作。
在德鲁肯米勒的管理下,1989年,量子基金上涨了 31.5%,接下来的四年,量子基金分别上涨了 29.6%、53.4%、68.8%以及 63.2%。
1992年9月,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下重注赌英镑贬值,获利10亿美元,鉴于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述过无数遍,我这里就不再废话了。
到了11月份,索罗斯的另外一个基金经理——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用了几乎同样手法,在一场几乎同样类型的战役中,再度为量子基金赚取10亿美金——这一次,做空对象是瑞典克朗。
在这两次的外汇攻击中,索罗斯押注极高——他总共借到150亿美元来押注英镑下跌,当德鲁肯米勒给他汇报头寸的时候,他的回答是——
既然逻辑无懈可击,为什么不全力以赴?
当索罗斯觉得他自己是正确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投资者能够比他下更大的注。
这正符合了他的另外一句名言:“如果在一个赌注中你赢的几率足够大,那么就大举押注,拥有自信或者持仓较小都是无济于事的。”
与英格兰央行的英镑战役之后,索罗斯名声大噪,成为金融界投机之神和做空之神。
有人说,索罗斯就像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鲍勃-迪伦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发行专辑——索罗斯是一个接一个地发行基金,量子基金的资产由18亿美元跃至50亿美元,也开了新的基金公司。到1993年底,其管理的总资产已飙升至83亿美元。
1997年,量子基金开始狙击泰铢,引发对冲基金对东亚货币的群起攻击,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德鲁肯米勒却在随后港元袭击行动中失败。
1997年,索罗斯的基金进军俄罗斯进行投资,因为过度信任俄罗斯政府的改革计划,索罗斯投入重金,但遭遇俄罗斯国债违约、货币爆贬,量子基金损失惨重。
1999年上半年,美国纳斯达克的互联网科技股兴起,很快价格就被炒上了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的老虎基金(Tiger Fund)都看出来了泡沫不可持续,所以几乎同时开始做空科技股——没想到的是,1999年的下半年,科技股价格依然劲升,让两大基金亏得一塌糊涂。
接下来,老虎基金不信邪,继续做空,结果亏得越来越严重,1999年当年损失19%,遭遇投资者不断赎回,基金规模也从230亿美元急剧缩水到60亿美元;相比之下,德鲁肯米勒掌舵的量子基金发现势头不对,于是赶紧掉头,在1999年最后几个月里反手做多,不仅迅速弥补当年亏损,而且还大赚35%!
2000年1-2月,纳斯达克指数继续上升,老虎基金前两个月再度巨亏13%,终于撑不住了,到2000年2月份不得不清盘了结;相比之下,市场嗅觉灵敏的德鲁肯米勒此时决定将科技股出清,量子基金由此大赚而特赚。
你可能认为量子基金该庆祝胜利了?!
错!
赌徒们总是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就2000年的2月底,德鲁肯米勒看到科技股经过大幅震荡之后再度走高,于是返回市场大举买多科技股。没想到,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见顶,科技股价格掉头向下,一个多月下来,到2000年4月底,量子基金亏损已经到了惊人的21%——巨赔50亿美元!
这是美国对冲基金领域继LTCM亏钱之后,再次创造了亏钱新纪录。
量子基金元气大伤,德鲁肯米勒被解雇,剩下的钱被并入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根据索罗斯的说法,“量子捐助基金”将改变投资策略,主要从事低风险、低回报的套利交易。
换句话说,在1998年LTCM倒闭之后,1999-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危机,让四大对冲基金中的2个折戟沉沙——老虎基金判断对了趋势,并且坚持了很久,只是时间点上早了那么一点点(老虎基金2月份清盘,3月初期纳斯达克股市见顶);量子基金是开始判断正确,但决定见风使舵顺应趋势,当市场真正掉头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最终一败涂地。
你可以预测价格,也可以预测时间,但千万不要同时预测两者!
还记得1990年代的四大国际对冲基金么?LTCM、老虎基金、量子基金和Ω基金,三个追求高收益的基金已经全部玩完,只有追求稳定合理安全收益的Ω基金得以存活,人家Ω基金到今天都还在呢!
以索罗斯这样的投机之神,你当真相信他追求“低风险低回报的套利策略”你就输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恶化,索罗斯立即亲自坐镇捐赠基金,通过做空相关债券,当年回报率高达32%;2008年在市场普遍跌得找不到北的时候,索罗斯再度取得8%的投资回报;而这一年,整体的对冲基金业绩是-19%!
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索罗斯的基金连续取得20%以上的高收益,仅2010年一年就赚取了30亿美元的收益。
2011年7月27日,索罗斯宣布结束四十多年的对冲基金经理生涯,总额为255亿美元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将向外部投资者返还资金,此后他将专心打理自己的家族基金。
在专心打理家族财富之后,索罗斯老当益壮,就在2011年-2012年,他用自己的家族资金做空日元,爆赚十几亿美元。2013年,索罗斯家族基金更是创下55亿美元的投资回报记录。自基金成立以来,索罗斯的基金已经为自己及投资者创造了400亿美元总回报,跻身全球赚钱最强悍的对冲基金行列。
老年的索罗斯梅开三度,在传出众多绯闻之后,终于在2013年9月与日裔女子多美子-博尔顿结婚,为了这次婚礼,索罗斯不惜一掷万金,举行历时3天的颜色主题婚宴。
2015年1月22日,索罗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晚宴上宣布自己将终极退休,把家族基金交由投资总监Scott Bessent负责,以后他不再管理投资,而是全力推动慈善事业(只要他不去世,谁敢相信这句话呢)。
(三)做空者的道德
在传统媒体给我们的印象当中,市场上的做空者,都是一些内心暗黑、道德败坏的阴险人物,他们不从事任何正常的生产工作,却时刻想着等别人遭遇经济危机和破产问题的时候,用金融工具冲上来一阵拳打脚踢、落井下石,赚取大把金钱……
不得不说,这种理解十分的错误——从本质上来说,在金融市场上,卖空的人和做多的人一样多,没有什么道德区别,只要买入某个金融产品,你就是在做多,只要卖出某个金融产品,你就是在做空。买入股票,你就是做多股票,卖出股票,你就是在做空股票;你买入债券,就是在做多,卖出债券,就是在做空。
只要参与金融市场,我们任何人其实都做空过,在这一条上索罗斯并不比任何参与交易的人道德更为高尚或者道德更为败坏。
相反,在公众生活方面,我认为索罗斯可能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更高尚。
毕竟,且不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政府和民众对他的口诛笔伐,就说文章开头的那两个小故事,难道还不能证明索罗斯本人就是个不讲道德的“老渣男”么?
这还真不能!
我们姑且不讨论私德,来看看索罗斯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早在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之时,索罗斯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慈善家。1970年代,他已经开始活跃在慈善领域,前文提到的那个“开放社会基金”,就是他专门用来从事慈善的基金。在90年代中期之前,索罗斯的捐赠主要面向国外那些大家熟悉的饱受独裁之苦的国家——这本来就是“开放社会基金”的含义。
比方说,早期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非常不人道和不公平——而索罗斯很早就开始资助在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黑人学生进入开普敦大学就读,直到今天。
作为匈牙利人,索罗斯在冷战时期还资助遭到原苏联及东欧政府压制的知识分子,但你不要误会,索罗斯并非你想象的那种所谓“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马前卒”,他关注的是与社会整体变革有关的一些问题。
最明显的观点,体现在他对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评价上:“不自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土壤,你看看,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又有什么作为……他被西方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但在光明的地方,他是明灯也等于灭了。我可以预测,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原始森林里隐居后,不会再写出好的作品。更让人遗憾的是,他一直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任人摆布,真悲哀。”
按照索罗斯的说法,他本人是想做一个哲学家,但哲学家不能赚钱生存,也不能对他人产生足够影响,所以他不得不先做一个金融家挣钱。
诚实地说,作为哲学家的索罗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一般!
但,作为金融家的索罗斯,却不是一般的成功!
而且,索罗斯的成功,与现代金融学理论毫无关系,甚至,在他看来,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嘲笑。
有了大把的金钱,索罗斯可以大把资助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
索罗斯的慈善活动关注点非常多,他自己最热衷的事,是宣扬以非暴力活动来增进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自2008年以来,据说他每年都要花费几亿美元在类似活动上;
索罗斯还对中欧和东欧的科学研究、社会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在大多数时候以开发研究组织(OSI)及索罗斯国家基金的名义存在;
索罗斯还花费1亿美元,资助俄罗斯的区域大学建设基础网络架构,并且支付5000万美元资助千禧年诺言(Millennium Promise)去消灭非洲的极度贫困;在波黑战争中,他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救助平民;
索罗斯还协助成立透明国际,以监测世界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和社会透明程度,索罗斯希望以此督促各国政府在执政方面更加透明化和民主化;
当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努力为穷人建起乡村银行之后,索罗斯一家伙就投入了4.2亿欧元,资助尤努斯面向穷人的小微信贷活动;
……
《时代》杂志在2007年曾统计索罗斯仅仅在美国的慈善投入,总额7.42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它地区,索罗斯截至当时的慈善投入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实际上,在比尔-盖兹和沃伦-巴菲特开始捐款之前,索罗斯的慈善捐款金额连续多年都蝉联全球第一!
或许,你很难理解索罗斯这个人,为慈善事业、为别人大量捐款的索罗斯,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却要求苛刻,正如同本文故事(1)和(2)描述的一样,他甚至在婚礼上都不愿意承诺和妻子分享财富,宁愿让邻居为了承担责任而自杀……
就在2013年索罗斯打算与多美子-博尔顿结婚前夕,他的巴西籍前女友费雷拉,却控告索罗斯违反承诺,没有将纽约曼哈顿一间公寓送给她,反而送予新恋人博尔顿;费雷拉更指索罗斯曾向她动粗,为此向索罗斯索赔5000万美元,而索罗斯则申请停止诉讼,并只打算支付25万美元。
索罗斯为啥对自己的前女友这么小气?
转念想一下,可能这就是索罗斯的极端人生哲学——每个人都应该承担与自己能力匹配的责任和财富,当一个人没有管理财富的能力之时,你给他更多的财富很有可能只是害他。所以,尽管他有亿万财富且乐善好施,但对于一个贪财前女友,他只打算支付25万美元……
如果你以为索罗斯就是挣钱太多,为了刷存在感才去做慈善,那你真的错了。除了赚钱之外,索罗斯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在他看来,活着,是为了实践人生的想法,不管哲学、政治、慈善、金融还是学术——拥有大量金钱,不过是让实践人生想法变得更便利。
在2004年美国大选之年,索罗斯资助了一系列项目,目的就是搞掉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小布什,因为他认为小布什是一个反文明的总统。为了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美国的霸权泡沫》,其中写到:“当我听见布什说‘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敌人时’,我想起了纳粹德国。”
索罗斯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名利,喜欢将自己的政治和哲学理念到处宣扬,包括参加历年的达沃斯论坛,还斥巨资创办开放社会机构,支持在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他还在俄罗斯花10亿美金来支持叶利钦政府,在美国大选中反对小布什……
在宣扬这些理念的时候,索罗斯甚至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和财富。
然而,现实社会中,人人都崇拜索罗斯赚钱的本事,却没人愿意听听他的政治哲学理念宣教。除了在金融领域挣钱获得成功之外,在其他方面,索罗斯简直是个失败的集大成者。
在俄罗斯投入重金并且因政府违约而赔掉10多亿美元的索罗斯,却被俄罗斯主要媒体以阴谋论加以谴责,“从根本上说,他是个间谍,是个支票受过感染的人类之敌”。
在美国,索罗斯也遭到媒体厌烦,《华尔街日报》以嘲弄的口吻发表社论,将索罗斯描述为“民主党新的有钱老爸”,福克斯新闻脱口秀主持人,把索罗斯定性为一个“低级庸俗的人”和一个“左得不能再左的激进分子”。
2004年,小布什的竞选团队把索罗斯刻画成一个阴郁的独裁家、贪婪的金融家,一方面把民主党、媒体和美国总统当成自己的牵线木偶,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对于金钱的贪欲,试图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下的全球政治集团。
更让索罗斯郁闷的是,尽管出了大把资金来反对小布什,但民主党的人居然也很反感他,说索罗斯应该“闭嘴”,避免拖民主党竞选的后腿,更有人刻薄地质问,“你那么牛,怎么不自己去竞选总统?U can U up!”
在死亡阴影之下生活过的索罗斯,对于参与政治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坚持认为,自我批评是智慧的开端,而小布什则是一个反文明的人。索罗斯的朋友说,“乔治是文明的创造物,他信奉理性、科学、真相、诚实。他不是个关于市场或其他事物的原教旨主义者”;“索罗斯铁了心要拉小布什下马,是因为他所珍视、看重的一切,都因这个人而受到巨大威胁”。
索罗斯还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结果每一次都遭遇失败(包括他反对的小布什,也在2004年成功当选总统),但索罗斯却不为所动,“我老了!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当上成功人士是一种奢侈、一项大奖,现在可能失去这个奖,但我冒得起这个险了。”
某种程度上说,索罗斯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在学术方面,不管是哲学还是金融学,索罗斯也没有得到丝毫的认可。
1988年,索罗斯写了一本书叫《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他预测全球的经济会出现崩盘,结果被批评为学术领域浅薄的半吊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批评索罗斯的书是“令人尴尬的乏味之作”,对他的书评,只有两个字:外行!
有记者问索罗斯,世界上他最想拥有什么,他笑,“如果我想要什么,就会拥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我确实想要些东西”,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想自己的想法被人倾听。”
这句话,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是否颇有唏嘘之感?
正如有人所说,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当一个人无情地打击这个世界之时,他会令世人印象深刻;而当他打算全情地报效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常常无人倾听。
(四)亚洲经典战役,或许不是你想象
索罗斯也曾经和中国前总理进行过交流。在交谈中他特意强调,希望中国从事金融活动的人应该有文化底蕴,应该有对社会的关怀,应该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
即便是在金融中赚钱,索罗斯也并非如你所想——索罗斯的确在挣钱,但和其他的对冲基金经理就是纯粹的挣钱(德鲁肯米勒、朱利安-罗伯逊之类的人)大不一样,对于有些钱,索罗斯虽然挣到了,但他挣得极不开心,甚至可以说违背他的道德观念。
以他被我们指责最多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泰铢攻击为例。
1997年1月,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就通过各种数据和信息判断,泰国的外汇储备不足,所以泰国应该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应该主动贬值,甚至泰国央行内部的人也都知道固定汇率根本无法再持续下去,但泰国官方却发表声明,泰国将坚持固定汇率……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于是卖空了20亿美元的泰铢,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开始警示性地外流,按照索罗斯的理论——
货币投机的意义在于提醒各国政府变革的需要,泰铢需要贬值,如果政府和央行能够主动选择贬值,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避免苦难;如果政府对于货币贬值拖得越久,最终的货币崩溃灾难就会越严重和越残酷,一旦外汇储备耗尽,资本外逃,经济危机袭来的这种冲击就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将会长久陷入痛苦和困顿之中。
大多数人认为,索罗斯在攻击新兴国家货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残忍、迅猛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索罗斯一直在等待泰国政府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按照德鲁肯米勒的看法,我们在英镑投机中已经直接押注150亿美元,在这场我们确信必胜的泰铢攻击中,为什么只押注20亿美元?
在做空泰铢这一件事情上索罗斯太不坚定、太过摇摆,这不是他的风格!
原来,在赚钱方面,索罗斯其实对于新兴市场的兴趣有限,因为他接受了经济学家德尼-琼斯(Rodney Jones)的观点:如果对冲基金的货币攻击导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崩溃,将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陷入失业和极端贫困的境地,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相比之下,攻击英国英镑,或者瑞典克朗,虽然这些国家的纳税人还是会遭受损失,但这些国家的民众本身已经享受了太多超越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福利,而他们的央行又犯了错,所以这不会涉及什么道德问题……
回到泰铢事件上来,索罗斯等到1997年5月,泰国总理仍然声称要“支持泰铢”,正如1992年的英国央行一样,明明知道撑不住,还是要硬撑——但泰国,能和英国比么?!
德鲁肯米勒将赌注提高到35亿美元,其他对冲基金嗅到了血腥味,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尾随而来,迅速建立起20亿美元针对泰铢的卖空头寸。
泰国政府没有“屈从于市场”,而是出台了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一方面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禁止将泰铢借给外国人——这使得卖空的人没有泰铢可用,除非他们以惩罚性的利率得到离岸贷款,老虎基金就这样被迫以远高于以前的利率借来泰铢在市场上抛售……
泰铢出现上涨,泰国政府貌似胜利!当地的报纸甚至高兴地报道,索罗斯损失了40亿美元,而伟大的泰国中央银行还有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实际上,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一直在克制使用杠杆,泰铢升值后,对冲基金的账面损失只有5亿美元。相比之下,泰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泰铢利率和汇率,一个月已经耗掉了剩下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210亿美元!
高利率和升值已经将泰国出口企业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泰国政府和央行对于货币投机者的反应居然还是打肿脸充胖子,却不愿意顺应趋势贬值泰铢,泰铢已经危如累卵。
和索罗斯联系紧密的经济学家德尼-琼斯在备忘录中郁闷地写道,宁愿选择高利率而不愿将货币贬值的政府,是“纯粹的精神失常”——可惜,琼斯的郁闷无法拯救泰国人民。
外国投资者看出泰国的虚弱,越来越多的美元资本开始逃离泰国,泰国人自己也开始囤积美元,那些外国贷款人则要求泰国企业偿还贷款,这些贷款企业为了履行义务,不得不抛售泰铢,泰国中央银行终于耗尽了自己的外汇储备……
通过各种资料判断得知泰国央行已经耗尽外汇储备,1997年7月1日,老虎基金发起总攻,海量的泰铢涌向市场——泰国中央银行官员承认,他们没有资金来买入泰铢了,泰铢联系汇率迅速崩溃,3个月之内,泰铢贬值了1/3。
索罗斯赚了7.5亿美元,罗伯逊赚了3亿美元,与此同时,原本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泰国经济崩溃,工业生产锐减,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的境地。
泰铢赚钱之后,9月份索罗斯在香港发表演讲,身为金融家的他,居然激烈地抨击资本主义,批判投机,“我相信,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威胁。这种放任自由、认为市场应任其自由发展的观念仍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索罗斯具有典型的双重人格!
一方面,他想成为一名思想家、政治家以及一位伟大的公众人物,他不想成为一个新帝国主义者和小币种的杀手;
但另一方面,作为对冲基金经理,他本人就是他一贯抨击的资本主义和投机最典型的代表!
20世纪 90年代末,索罗斯已经很难确定到底他的哪个人格应该占主导地位。
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校长,索罗斯的长期好友博特斯坦(Botstein)表示,“他的人生根源在于青少年时期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长大所遭受的创伤,作为一个四处躲藏的犹太人,他在自己的人格形成期见证了人类最黑暗的本能和行为”。
香港之行之后,索罗斯访问韩国,尽管经济学家和助手给了他明确的信息,韩国银行在泰铢危机中损失严重,外汇储备极度紧张,韩元贬值在即,但韩国依然在坚守汇率——奇怪的是,索罗斯却并没有动手做空,甚至还声称,“做空亚洲货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到底是不是因为道德的偏好使他放弃了大赚一把的机会,除了索罗斯本人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戴着有色眼镜来区分市场,这会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在对泰铢的攻击中,索罗斯的摇摆和不确定只是让他少挣一点儿钱而已;他不攻击韩国货币,也无非就是不挣钱而已;但到了印尼,他的道德偏好却让量子基金出现大失血,不仅将泰铢攻击的盈利全部回吐,还额外赔了一大笔钱。
在泰铢崩溃的同时,量子基金已经购买了大约3亿美元的印尼盾,如果印尼也犯与泰国政府同样的错误,索罗斯会给他们一点Color看看。
既然知道守不住汇率,印尼的独裁政府苏哈托政权很“聪明”,主动将印尼盾汇率贬值11%,然后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如果印尼关闭境内营私舞弊、不讲信用的16家银行,并且采用负责任货币政策的话,可以从IMF获得33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认定印尼政府“孺子可教”,开始将印尼盾数量增持到10亿美元,这相当于开始反手做多印尼盾——毕竟,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如果对冲基金们将这个国家的货币搞垮,2亿以上的人口将会遭受极端贫困的痛苦,索罗斯可不想这么做!
可惜的是,印尼的苏哈托政权可远远没有索罗斯这么“道德高尚”!
IMF所圈定的16家营私舞弊、丧失信用的银行,全部隶属苏哈托的亲信所有,当然不可能关闭,不仅不关闭,为了应对坏账,印尼央行甚至持续向这16家银行大量提供贷款,印尼的货币供应量持续暴增,通货膨胀率很快走高。
相比苏哈托政权,泰国政权简直是太负责任了!
因为,苏哈托政权及中央银行已经无耻到丝毫不顾及经济运行和民众感受的地步了——你们外国人不是看多印尼盾么?印尼中央银行使劲儿印钞票给你们就是了,从你们那里换来的可都是硬通货美元哦!
印尼盾持续贬值,几个月时间就贬值了50%,最终贬值80%以上,索罗斯的10亿美元亏损了8亿美元——得知苏哈托政府拿自己的人民做牺牲的极端卑鄙行为,德鲁肯米勒忍不住在办公室大喊:“天啊,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在做多这种垃圾货币!”
1998年5月,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之下,当了30多年总统的苏哈托下台,而在此之前他不愿意放弃权力和利益,反而通过滥发纸币掠夺民众,由此导致食品供应困难,物价飞涨,失业人数暴增。苏哈托却将原因归结为华商的掠夺和西方对冲基金的攻击,在其亲信有意识的引导、策划和纵容之下,在苏哈托下台前后,印尼多个城市爆发了残酷的排华骚乱。
(五)俄罗斯:失败的道德救赎
至于1997-1998年的俄罗斯政府,更是把诚实的索罗斯忽悠得一愣一愣的,而索罗斯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高达20亿美元的惨痛代价!
用索罗斯慈善董事会历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的话来说,索罗斯被俄罗斯迷住了,“它的辽阔,它的历史挑战,它的落后,它永远不能实现的承诺。”
在苏联解体之前,索罗斯就在莫斯科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分部,当苏联解体且代表改革派的叶利钦掌权后,索罗斯一开始并不愿将慈善事业与自己投资挣钱扯上关系。众所周知,索罗斯从来没有攻击过中欧和东欧国家货币,也从不在这些地区投资以获取经济利益。
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公布了自己的市场经济改革方案,大量的对冲基金经理飞到莫斯科,开始在这里投资,俄罗斯股票指数在9个月之内暴涨了2倍,成为新兴市场股市中的大热门——他们似乎忘了,产权和法治在俄罗斯一直都是个模糊概念,但是,人们相信改革派叶利钦政府将解决这一切。
索罗斯也相信了。
1997年6月,索罗斯接到叶利钦政府的紧急融资请求,为了融资,叶利钦郑重承诺,政府将在7月1日前补偿积压未付的国家工资和养老金,但是他需要一个临时美元贷款,以便在最后期限前兑现承诺。
按照正常的思路,索罗斯是不会贷出这么一大笔钱的,一是这违背了他在做慈善的区域不投资的原则;二是根据俄罗斯恶劣的债务状况,这笔贷款很可能得不到偿还。不知为何,此时的索罗斯对俄罗斯的政治参与意愿爆棚——如果他不借这笔钱,未拿到报酬的工人可能会闹事,叶利钦的统治地位可能会崩溃,他决定帮叶利钦渡过难关。
显然,索罗斯违背了金融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的原则!
就这样,在一场公开拍卖会上,索罗斯以9.8亿美元的最高价购买俄罗斯电信Svyazinvest公司25%的股权,通过这种方式将9.8亿美元借给叶利钦政府,很多对冲基金及索罗斯团队中其他人都不明白索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除非叶利钦的改革取得完美成功,否则这些股权根本没有流动性,无法退出……
对此,索罗斯作如下解释:
“我有意选择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成为一个无私的帮助者,这好得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它使我觉得自己神圣,毫无争议,惩恶行善。我已说过,我的救世主式的幻想,我不会感到不好意思……我可以看到人们无法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俄罗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关心文化和政治价值的强盗资本家比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价值虚无的智者更可信,我可以作为俄罗斯崭露头角的强盗资本家的榜样。作为一个投资者引发争议,我就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说到底,此时的索罗斯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伟大人物,他想救赎俄罗斯,宁愿自己遭受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当然,损失的是他的钱和他的情感。
以最高价在公开拍卖会上购买股权的索罗斯,本来是想帮助俄罗斯政府渡过难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俄罗斯寡头在拍卖会上失去了超低价获取股权的机会,而他们控制着电视台、报纸等媒体。
随后,大量索罗斯和叶利钦政府官员勾结的消息就开始在俄罗斯的媒体上满天飞,由此导致多名政府官员辞职,而俄罗斯人民也认为诸如索罗斯这样的外国金融家正在吸他们的血。索罗斯付出9.8亿美元购买Svyazinvest股权的事件,不仅没有帮到俄罗斯,反而让这个国家的政治陷入争端和混乱。
Svyazinvest股权购买事件也让资本看到了俄罗斯脆弱的政治模式,金融寡头和股票投机客们开始争先恐后将资金转出俄罗斯,俄罗斯股市大跌,经济也越来越糟糕。
持续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石油价格暴跌1/3,在出口收入减少和资本外逃双重打击之下,叶利钦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者,被迫大幅度提高债券利率,短期卢布债券年利率达到了25%,到了5月份,所谓“政府短期国债(GKO)”的收益率更是达到了70%……
除非卢布大幅度贬值,这种情况显然已经无法持续!
要知道,看准时机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可是索罗斯的拿手好戏——可这一次,他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如果做空卢布,那其实就是做空自己的股权。
叶利钦的经济小组又给了索罗斯一个提案:国家再次拍卖 Svyazinvest公司股份的 25%,同时第一次拍卖的获胜者立即提供给政府一笔贷款,正如索罗斯一年前做的那样。
索罗斯并不傻,他再有钱,也不可能持续向叶利钦政府这个无底洞填进去!
但是,索罗斯的救世主情结依然存在,他似乎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敦促美国给予俄罗斯贷款,财政部官员说俄罗斯7月份已经得到过IMF的贷款,那已经是他们的最后机会了。于是,索罗斯再次给财政部的二把手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打电话,并且和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in)沟通,希望美国政府为俄罗斯政府提供贷款……
美国财政部官员们觉得,什么俄罗斯政府贷款,索罗斯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么?让美国政府来援助俄罗斯,到底是你说的对世界有好处,还是对你个人的投资有好处?
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建议并不受美国政府官员待见,8月 13日索罗斯干脆在《金融时报》公开了他关于俄罗斯的计划,索罗斯建议,俄罗斯应将货币贬值 15%-25%,同时积极申请借款,以此减轻以卢布计价的政府短期国债负担,否则,俄罗斯将立即陷入金融混乱。
现在轮到大众投资者狐疑了:索罗斯你这是要做空卢布么?
于是,俄罗斯债券持有者争先恐后卖出债券,短期债券利率飙升至惊人的172%。
面对市场势不可挡的冲击,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当起了缩头乌龟宣布“休假”,在领导人假装休假的时候,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同时宣布无法偿还外国人的所有债务(当然包括索罗斯的股权投资),而且内外债同时违约,由此创下大国违约记录。
国债违约事件使得俄罗斯彻底陷入经济和金融混乱,从侧面证明了索罗斯的判断,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债违约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引发大动荡,并间接导致了LTCM的破产。
真相是——索罗斯没有做空卢布,他看到了贬值的必然性,但他没有卖出这种货币,而是试图让美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家有所改变。事实上,索罗斯基金不仅没有做空,反而是拥有大量卢布资产:除10亿美元的Svyazinvest股权以外,他还拥有各种俄罗斯的债券和股票,因为违约和贬值,量子及其姊妹基金总共亏损了10-20亿美元。
最痛苦是德鲁肯米勒,他将量子基金的业绩作为自己的事业,但在明明知道俄罗斯极少遵守承诺,明明知道其债务高企不可持续,明明知道卢布将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却还是要做相反的事情,白白赔掉如此大的一笔钱,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
至于索罗斯,他倒是心态坦然,至少他满足了充当救世主角色的隐秘愿望:“我对自己帮助俄罗斯走向开放社会的努力并不后悔。尽管没有成功,但至少我努力了。”
嗯,另一个版本的“我爱你并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在俄罗斯,索罗斯撒下十多亿美元,却成为众矢之的——
俄罗斯的民众认为,索罗斯是邪恶的外国金融家、是俄罗斯人民的吸血鬼;
叶利钦政府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违约和失信有什么问题,他们反过来指责索罗斯开出了糟糕的社会经济改革药方,让俄罗斯民众遭殃;
美国财政部认为索罗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还惹人厌地甚至是带有利益输送嫌疑地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美国普通人认为索罗斯想拿纳税人的钱为他本人在俄罗斯的亏损买单,真是邪恶又自私;
全球人民则认为,是索罗斯吹响了做空俄罗斯卢布的号角,并且直接造成了俄罗斯国债违约,简直是万恶不赦的他国政局破坏者……
白白赔了10多亿美元,还得承受所有的恶名和咒骂,救世主的赎罪行为能当到索罗斯这个份儿上,也真是醉了!
索大爷,你行!
(六)我不是那么喜欢输
由此,让人想起1981年的索罗斯——前一年罗杰斯出走,第一任妻子提出离婚,而他所购买的英镑和长期债券出现亏损,一半的客户赎回资金,此时的索罗斯告诉自己说:
“因为亏损让我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失败的极度痛苦让我释放了长期积累的压力。我在最松弛的心情下,头脑很冷静,很容易嗅到商机。对我来说,赚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就是凭自己的直觉,既然直觉让我做出了决定,那我就会对自己的决定坚信不疑。”
难怪,1998年之后老骥伏枥的索罗斯赚钱本领已臻化境,再也没有因为判断失误而大赔过钱!
但是,现实却距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想越来越远,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民主和非民主国家,都选择了激进的民粹型领导人,整个世界的氛围不是更开放,而是开始走向封闭,而全球化在此前几年明显已经走到顶点。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索罗斯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最大捐助者之一,而最终却是特朗普当选,这让索罗斯备受打击,他极度不认可特朗普,甚至认为特朗普会是昙花一现:他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他是一个希望世界围绕他转动的自恋狂……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特朗普的统治变得稳固,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开始向封闭社会转向,他开始试图理解当今世界的新混乱状态:
“当年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段开放社会非常成功并逐渐占上风的时期。但,历史走向已经改变,这就是我试图理解的问题,是什么让封闭社会取得了进展?”
最初,索罗斯声称“开放社会基金会”只会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存在,但就在2017年,索罗斯将180亿美元的资金从家族理财基金上转移到开放社会基金会。
这一方面使得索罗斯的财富锐减到80亿美元,但另一方面却明确了索罗斯希望在自己身故之后,开放社会基金会依然能够持续,用索罗斯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为原则而战,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战斗,无论输赢。”
当然,他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我不是那么喜欢输!”
1930年出生的索罗斯,今年已经89岁了,但他依然热衷地奔波于各种论坛以及社会名流聚集地,这正如《超级中心:金融精英及其人脉网络如何统治我们的世界》一书作者Sandra Navidi所说: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最底层、最核心的逻辑,社会任何阶层,本质都是人的交往,而社会阶层越高,就越依赖于传统古老的交流方式……
索罗斯显然是深刻地领悟了这一点,尽管网络便利,交流顺畅,但索罗斯仍然以88岁的老迈之躯,乘坐着私人飞机,花数十万数百万美元来参与诸如达沃斯论坛之类的活动,想将他的思想和哲学,传达给别人——毕竟,他还没有到所谓“盖棺定论”的时候。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索罗斯被评为《金融时报》年度人物,金融时报专栏作者卢拉-卡拉夫在解读这一消息的引言中写到:
索罗斯极具韧性,攻击甚至使他精神振作,眼下他处于沉思状态,试图理解世界新的混乱状态,他自称“失败的哲学家”……
对我而言,最震撼的还是听到索大爷在2015年留下的那句名言: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文:路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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